西藏迪士尼:我們也是樂園裡的一份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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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的新埔市場一角,配帶著大串仿松青石串珠項鍊的婦人向顧客兜售著號稱來自西藏的老天珠,攤位上懸掛著五彩繽紛的民族風氈毯,藏香升起的煙混合了碳烤香腸的氣味瀰漫在狹窄的巷弄裡;亞馬遜購物網上,三十美金左右,便可以購買到由數位印刷唐卡所製作成的連帽T恤、腰包或手提袋;世貿展覽館旅遊展裡成套的西藏旅遊行程,吸引著消費者掏出腰包來靠近這個「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西藏如何變成現代生活裡的「天堂」?在這個指稱當中,我們追逐了什麼?

西藏?香巴拉?天堂?

1876年,《喬治.博格爾出使西藏的故事》(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一書在倫敦出版,該書是第一本英文母語者寫作、介紹西藏風土民情的書籍,由多篇西藏旅行日誌組成。作者喬治.博格爾(George Bogle,1746-1781)出身於英國商賈家族,兄弟曾經涉足於跨國棉花與黑奴交易,拜當時興盛的殖民地貿易與帝國主義之賜,喬治.博格爾在大學畢業後幾年,獲得了一份在東印度公司內的差事,成為第一任英國駐印度總督的私人秘書,並且在與西藏擁有密切外交關係的不丹,與當時殖民中心的孟加拉土王發生衝突時,得到前往西藏的機會:

   「您的使命是在不丹/西藏與孟加拉居民間展開平等的貿易,??以下內容也在您的調查任務當中:孟加拉到拉薩之間的風土地貌、鄰國與其政府、稅收、禮儀??。」[1]

一份來自於英國駐印度總督指示寫著,顯然,這是一趟充滿了商業考量的考察之旅,但生性浪漫的喬治.博格爾也在一封寫給妹妹的家書中對1774年待在西藏的冬天做了如下描述:「我在山中的時光??一切有如童話仙境(fairy dream)」,這也成為現代世界與西方語境裡,將西藏視作神秘天堂的濫觴。這名班禪喇嘛的首位英國拜訪者,與喇嘛的姪子們一起狩獵、參與家宴,終身未婚的他留下了一子二女,由家人代為撫養,據聞,兩名女兒各有著一半的藏族血緣。

2009年一月,由西藏旅遊局出版的「西藏旅遊雜誌」因為封面照片的選用引起海內外藏人的輿論撻伐,同年十月,西藏旅遊雜誌再次因為報導以西藏為主題的服裝秀而引發爭議:前者的封面選用了穿著唐卡圖樣服飾的歌手,薩頂頂的照片;後者則可以從走秀照之中看見身著「轉經輪」、「海螺」造型洋裝的模特兒們頂著絢麗燈光出場。照片公開後不久隨即因為藏人強烈的反對聲音而下架,該系列服裝設計師也在網路上向藏人道歉,隨後歌手薩頂頂在微博上對於此事發出公開聲明,大抵是強調自己身為西藏文化的愛好者、所作所為從未有輕忽藏族文化的想法等等。這兩則聲明也引起了一些中國非藏族網友困惑的回應,為什麼這些服裝觸怒了藏人,又為什麼中國網友在事件中感到冷感?

 在事件發生的前一年,薩頂頂剛獲得BBC的「世界音樂大獎」。「世界音樂」(World Music)一詞源自於三十年前一場對於新類型音樂的聚會,多年之後,「世界」一字已逐漸帶有「相對於全球化」的意味,帶有民族風格的音樂也在這個獎項中嶄露頭角。

在薩頂頂的官方資料當中,六歲前與蒙古族外婆共同生活的部份被刻意提起,即便之後的人生都在大城市當中渡過,重要的成長過程缺乏長期與蒙古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共處的文化經驗,薩頂頂仍以符合主流文化期待的民族美學形式、帶著少數民族的某種「認證」,成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快捷鍵。

顯然,李安在金馬獎上的「希望就藝術論藝術」只是個希望,藝術天生就帶著政治性:喬治.博格爾透過擴張的殖民主義在西藏找到了他的夢幻原鄉,薩頂頂透過仿造西方世界的夢幻原鄉,在缺乏文化脈絡的狀況下,誤打誤撞地闖進了世界的殿堂,而後被形塑成某種民族美的典範。當「越在地越國際」成為中國娛樂節目主持人的台詞時,所接露的正是這個透過媒體化與商業化,帶著殖民主義所形塑的世界天堂,也難怪作家唯色會在IG上憤而稱呼提供外地遊客著改良藏裝拍照、體驗在地風情的拉薩大街為「西藏迪士尼」了。那麼,在步入現代之後,這個被視為烏托邦的地方,是否也曾經試著建築過自己的理想之國並且進入世界體系呢?

失敗的革命家與國際烏托邦

1943年,「西藏雪域共產主義革命小組」在拉薩成立[2],旨在透過共產主義革命,去除舊體制裡的階級,並且讓藏民族以平等的身分加入國際社會[3]。數年後這個組織在巴塘改組為「康藏邊境地區工委會」,組織學生響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革命,並成立了「新文化之家」,讓當地民眾免費借閱共產主義相關書籍。

組織者平措汪杰(以下簡稱平汪)是來自於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曾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學院求學,時任校長的蔣介石透過這所學校培訓少數民族為政府工作,並強化政府對不同民族的掌控。在學期間,平汪因為接觸了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而對共產主義產生濃厚的興趣,著手將「國際歌」翻譯為藏文,並寫信給史達林。入學後幾年,平汪就因為參與學運而被學校開除。

於是焉,帶著革命理想的平汪回到了當時英國、中國國民黨與西藏政府勢力角力的拉薩,創立了第一個帶著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共產政黨,並且積極向蘇聯與印度共產黨尋求援助。

令人感到挫敗的是,即便平汪的新思想受到年輕貴族的喜愛,仍為當時的西藏政府所不喜。最終,西藏政府接受了英國的建議,驅逐了這名新興勢力的領導者。直到1951年中國共產黨進入拉薩,在平汪的協助下與西藏政府代表簽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平汪卻在拉薩事件爆發的隔年,因「地方民族主義、反革命嫌疑」遭整肅入獄。終其一生,平汪立基於民族自治上的平等自由不被支持大中華主義的黨派所接納;其想像的國際烏托邦,在錯綜複雜的亞洲共產黨歷史之中未曾實踐;而面對希冀革命踐履之地的居民,由於曾經協助過中國共產黨進藏,也難被一般藏人所接受。

難民經濟與烏托邦生存術

從印度德里的西藏村搭乘12小時的長程巴士後,即可到達喜馬偕爾邦的達蘭薩拉,這裡原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行政首府之一,目前居住著拉薩事件之後第一批流亡印度的藏人、政治犯與其後代們。半個世紀後,流亡社區已經在印度政府與各國NGO組織的援助下發展為生活機能便利的山間小城,由於景色優美與濃厚的宗教氣息,八零年代曾有大量嬉皮群居於此,演變成今日的觀光勝地。仰賴於這批經濟能力遠高於當地居民的外國旅客,一些由難民自主營運的NGO社群也發展出特殊的經濟模式:

「『希望畫廊』是一個含括展演、餐飲與商品販售的複合式藝術空間,並嘗試與不同的國際組織開發新的攝影項目,畫廊部分收入將作為年輕難民的教育經費使用。」[4]

畫廊經營者坤桑,年僅六歲時便被家人偷偷送出中國,成為在印度生活的眾多無國籍人口之一,長達十年協助外國組織在印度拍攝難民議題紀錄片的經驗,讓坤桑理解自己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希望畫廊』的資源相較於一般畫廊或藝術空間仍是匱乏的,這裡更接近於聯絡站:對大部分來自國外的難民議題紀錄片拍攝者而言,聯結上準確的拍攝對象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方面是因為語言問題、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難民社群價值觀偏保守,我的工作便是在這之中透過自己難民的身份,建立起雙方溝通的橋樑。現實上來講,這些外於難民社區的人們也擁有相對寬裕的現實條件拍攝與宣傳議題。」[5]

遠在四千多公里外的新北市三重,翻模師傅打磨著手中的水晶金剛杵。這裡依然維持著70年代以來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以小額訂單為主,出身自外銷飾品公司的老闆,打年輕時便在各式各樣的外國客戶訂單中練出一身掌握不同材質的本事:玻璃、黃銅、水晶樹脂,直到80年代產業外移、訂單縮減為止,這才試著在台灣市場上推出自己的產品。目前這類西藏風格的宗教飾品,已經成為工廠生產項目當中的一大項。

工廠裡,老闆指著架上剛上好漆的Q版神像模型向我介紹:「這是虎爺、這是母娘、這是……」「這個呢?」我指著一旁的藏傳佛教佛像,「這我也不清楚,應該是財神吧?」

除了少數幸運進入外國駐當地NGO組織工作的難民外,多數難民僅能依靠打零工維持生計,「雖然我們也製作一些攝影商品在畫廊販售,但主要收入仍仰賴與其他組織間的合作計畫。」,坤桑說。文青風格的畫廊鋪上了木頭地板與矮桌,畫廊吧檯也提供被視為西藏風味代表的酥油茶,在符號與符號的交易之間,新的西藏搖擺著。


[1]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2]梅.戈爾斯坦等:《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頁68。

[3]「在共產國際當中,共產黨人成為一個超越國界的政治實體的一員。」同上,頁30。

[4]資料源自於2017年希望畫廊的網頁,目前該網頁已經關閉,但仍然可以坤桑的個人IG帳號alphakunsang看到畫廊的最新作品。

[5]來自2017年在希望畫廊與坤桑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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